2009年1月20日

姜天娇：就从刘老师的个展说起吧，您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展览么？

刘仁涛：我做个展时作品分为几个主题。分别是新的艺术故事、老关系列、寂寞的景物、大红墙等。个展的作品表面上好像杂乱一些，所以我对这些不同主题的作品都做了一些文字补充，否则容易引起很多人的误解。

姜天娇：刘老师最近在忙什么?经常往返于北京和沈阳之间？

刘仁涛：没有，我主要在沈阳工作。北京虽然是个好地方，但它不适合我。

姜天娇：气候方面的不适合么？还是其他的原因？

刘仁涛：主要是因为我的生活和经历都在沈阳，他给我带来的各种感受都很直接。所以我没有必要站在沈阳说其它地方的事，只要我把沈阳的事说明白了就好，这始终是我的一个看法。

姜天娇：您对沈阳是有特殊情结的？

刘仁涛：我说不好。因为我在沈阳从89年用很大的精力做了一个培训学校，我把学校作为我的一个主要生存职业，而画画则是我的终生事业和理想。办学使我能有较好的经济来源，并能使我有更轻松的心态来面对我的事业和理想。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学校的运转状况良好。现在我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画画当中。

姜天娇：这跟许多艺术家是不同的？

刘仁涛：应该有区别吧。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坚持办学是实现理想的一个保障和基础，办学使我在绘画起步的初期避免了盲目的市场行为，能比较理性的、深入的对自我及绘画进行独立的思考。顾振清是我画画初期的一个重要领路人，96年一个偶然机会，英国人凯伦看到了我当时一幅作品——《彩虹》，她看后非常喜欢。凯伦·史密斯在九十年代是把中国当代艺术推向国际的一个重要推手。凯伦曾写了关于“中国当代艺术”一书，在国际上影响较大。她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我对她所做的一些展览非常认同。这时顾振清去上海发展了 ，我就非常自然地开始和凯伦合作做一些展览。

姜天娇：能介绍一下您的艺术创作过程么？

刘仁涛：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993到1996年是一个阶段，以老崔老关题材为主，顾振清是这时期创作的策展人。第二阶段是从1996年到2000年，我开始了《新的艺术故事》的创作，策展人是凯伦。然后从2000年开始思考城市建筑问题，由于生活的变故，直到2007年才把它创作完成。再后来就由老顾策划了《干物》这个展览。

姜天娇：听说您曾经一度中止了艺术创作？

刘仁涛：对。因为我对绘画和办学过于专注导致婚姻失败，这使我产生了很大的挫折感，那是我

人生中的一段迷茫时期。所以绘画停止了一段时间。

姜天娇：艺术创作就此停止了？

刘仁涛：停了。当时我觉得婚姻失败对我是一个阻碍。心理上伤害挺大，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像

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段经历给了我很大的打击，我开始对挫折是抱怨的，后来它慢慢地变成了我的一个资源，因为以后如果我的日子过的好了，那么这种挫折感它可能是不可复制的。后来我觉得我是在享受这种挫折感，然后就产生了那些以“寂寞”为主题的小幅城市建筑作品。我把我的挫折感转化到那些作品里面，以寂寞为主题的作品就这么产生了，当时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对城市建筑题材从2000年开始就非常感兴趣，当时这一题材在国内还没有被广泛地关注。我只是感兴趣，当时沈阳的城市变迁很快，而且有很多优秀的标志性建筑和带有历史性的建筑被拆迁。我的直觉就是应该拍摄下来，但还没有想到要画它，这样就拍了很多很多照片。当时仅仅是一个想法，城市建筑作为文化载体，如果遭到破坏，未来城市就会缺失上下文发展关系。沈阳的文化载体将会成为一本无法向回翻阅的古书，这时我就有了想画它的想法。05年还是06年？我记不清了。凯伦和孙宁来到我的工作室，我将这些资料给她们看了。凯伦说你要画它有没有更充分的理由？我说我觉得这些理由已经很充分了，凯伦认为这不是画它的充分理由。她觉得仅仅去画不够直接，不如直接拿拍摄的图片去展览，于是我就将它放置了。我一直在想，如何有一个更好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我在生活上受到很大挫折，再慢慢接受挫折，这样我自然地将建筑主题转换成了寂寞。我认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角度能将它释放出来，这时我就有理由把它做出来，

那是07年做的。我是比较尊重生活的，因为生活让我敏感到事物的变化，在尊重生活的基础上我觉得精神的真实往往比生活表面的真实更重要，我就将建筑的题材转化成了精神上的释放。

“寂寞”为主题的作品为我以后的创作做了一个很好的精神准备。它们可能不是我最重要的作品，但是在精神铺垫上有更重要的作用。

姜天娇：您和顾老师合作是怎样的机缘呢？

刘仁涛：我画完“寂寞”系列作品之后，顾振清在08年3月份联系我，他到沈阳后，看了我的所有作品。《新的艺术故事》系列那时也已经完成大部分。顾振清看完之后说给你办个个展吧，就这样又在一起合作了。

姜天娇：我想当时一定也有不少其他机会，您为什么选择了与顾老师合作呢？

刘仁涛：机会是有的。我之所以选择和顾振清合作是因为我和他是同时起步的。93年他刚开始办画廊时，我也是刚刚进入这个圈子，94年他给我和王兴伟等四人办了《阶段测验》展，当时这个展览有较好的影响。我没有选择和别人合作，主要是因为我和他的合作是有长期稳定的感情基础的。

姜天娇：您怎样评价这次合作？

刘仁涛：它使我的状态有了改变。就是把停止的工作以一种新的状态延续下来。由于顾振清给我

安排的个展时间比较紧，所以我必须聚精会神的投入到创作中。当时个展的准备时间只有七个月左右，我每天的工作量平均在十五到十七个小时，但其实我当时画的作品数量并不多。

姜天娇：为什么？

刘仁涛：因为之前我不会考虑作品画的不好，再画第二遍。但是在准备这个展览的时候，作品每

画完一遍，我总感觉不是很满意。然后推翻再重画，就像“红墙”系列，每幅“红墙”作品我都画了三到四遍，每画一遍都不一样。我开始有勇气否定自己，我开始考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开始思考关于视觉深度的问题。很多人误认为视觉深度是物理上的，现在我不这样认为。我小时候家里生活非常困难，给我埋下了不自信的心理阴影。不自信对我的创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再加上其它因素，我就慢慢地将视觉深度定义为完全是心理上的，是心理趣味的幻想。它可能外在上是那么一个物体，但画来画去它却完全成为对我心理趣味的幻想描绘。

姜天娇：能具体一些吗？

刘仁涛：它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这个我也说不清楚，但它确实是心理的。比如儿时的阴影，我十

岁的时候还尿过床。我完全是把负面的经历转化成视觉放在画面上，就像“红墙”系列作品中的地面描绘那样。后来有朋友对我说，老刘你观察挺独特呀！其实我不属于观察独特的那类人，我仅仅是对于特殊经历的占有，跟观察独特没有什么关系。我想可能更是心理上的，所以我把视觉深度定义为心理趣味范畴。

姜天娇：可不可以说您的作品是对心理的释放呢？

刘仁涛：可以这么说。